陜西高校教學名師、商洛市名師、我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思懷在《教師報》2020年9月30日理論版面頭條位置發表署名文章，直面高等教育就業率、獎助學金、學業縮水問題，全文如下：

疫情背景下大學生就業的話題近日被《半月談》（2020年第13期）記者劉芳洲的文章《被就業套路多，就業率大注水，特殊就業季上演“表格就業”？》點燃。作為一名長期在高校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業內人士，我也一直在調研、思考這個問題。覺得這個問題不能孤立地擺現象開處方，應從更廣的視角審視，同其他相關問題一并在政策層面作出調整。只有從政策層面調整、改變，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成效。

一是就業率問題。不斷強化這個“率”，與審批專業掛鉤、與招生計劃掛鉤、與經費劃撥掛鉤、與對高校的考核評價掛鉤等等，這到底是不是必要的、科學的？如果要考核這個“率”，應該考核誰？學校？學校主管部門？各級人社部門？政府？……高校的職能是人才培養、科學研究、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。就業率是衡量人才培養的指標之一，從這一角度講，把就業率作為考核高校的指標之一是有道理的，你不能兩耳不聞校外事，一心只管招生上課發證。但把就業率只與高校掛，又掛的如此沉重，就很難說科學合理了。因為大學生的就業受政府政策、經濟形勢、企業效益、文化觀念等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，這些因素都是高校無能為力的，不能為而勉其為之，必然生出“被就業”“逼就業”“表格就業”“數字就業”等幺蛾子。負責學生就業的“老江湖”直言，如果不實事求是，你要多少“率”就可以是多少“率”，100％都能辦到。就業的主體是學生，新形勢下大學生就業觀念、就業路徑越來越多元，緩就業、慢就業、坐在家里一臺電腦就業、備戰政府招考（如特崗教師招考公告在每年的6月底才發布）、打算繼續深造以及拿上畢業證“回家養羊”……如果我們的政策還是囿于“畢業必須就業”的慣性思維，那只能是皇帝不急太監急的出力不討好。就業率不等于就業！保就業、促就業就整個社會而言，既是民生也是政治，只能盡力必須做好。但對大學生的就業率而言，我們能不能淡化，不要逼著學生、求著學生為老師而“就業”、為學校而“就業”、為“就業”而“就業”。我們都能從GDP這么根深蒂固的崇拜中解放出來，為什么就不能從一個小小的就業率崇拜中解脫出來呢？

二是獎助學金問題。各級各類獎助學金名目繁多，諸如國家獎學金、國家勵志獎學金、國家助學金、學校獎學金、學校助學金、學院獎學金、學院助學金，還有建檔立卡學生的硬性發錢、生源地的政府貼息貸款，還有各類企業、社會賢達在高校設立的獎助范圍大小不一、獎助力度有異的多種獎助學金。幾年大學上下來覆蓋面達到百分之八九十，什么都不享受的百分之一二十，具體到一個班只是三四個人。這三四個人要么是黨員、學生干部中絕對“高素質”的人，要么是佛系一族的“老實人”。從管理學、心理學的角度看，這種比例關系是非常不科學的。如果要從10個人當中評出八九個好人，那大家都會認為應該有我；如果要從10個人當中評出一兩個好人那大家都會認為應該沒有我！同理，一個班三四個人要保持“高尚”，需要怎樣的思想素質和心理素質？！為了獲得獎、助學金，只比照“條件”“進步”者有之；不求真知只求高分者有之；人人稱貧、處處顯貧、相互比困、輪流坐莊者有之。

三是學業縮水問題。從大專到大本，從碩士到博士，在畢業前一年，校內校外，上上下下，方方面面就開始忙就業、忙招聘了。畢業前一年的九十月竟成了就業、招聘的黃金期。以四年制本科為例，第七學期就開始圍繞就業轉，正常教學秩序根本無法保證。老師不上課吧還有幾個學生，備好課去上吧只有幾個學生。少數極端的例子是在第六學期，即大三就簽了就業協議，說“我上班去呀”。出于無奈，有好多高校干脆從人才培養方案上作出調整，壓緊前三年讓出第四年，使嚴肅的剛性學制無形中縮短了一年。大專三年變兩年，大本四年變三年，碩士三年變兩年。一些重要的學習環節，如畢業論文，畢業實習，畢業設計，畢業教育等無法按時保質完成，最終注水的不是論文，是整個高等教育的質量。可以借鑒的是復退軍人安置都是隔年，復退后的第二年才開始安置。盡管是隔年，本人不急，家長也不急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政策設置是這樣。而高校的畢業生招聘為什么要那么急呢，為什么不能把招聘時間安排到每年6月份全部完成學業，工序完整、“產品合格”并拿到“合格證”以后呢？！